1950年宜洛矿难:周恩来主持会议研究处理责任人

  事故调查及责任定性工作持续升级。1950年6月2日,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第三十五次政务会议,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,专门研究并通过了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决定。

  “除了新豫煤矿公司经理和宜洛煤矿工务科正副科长、带班班长等7个人被开除、撤职或交司法惩办,河南省工业主管部门以及省总工会有关领导也被撤职或记大过。”傅宝现说,当时他们听说省政府领导也受了处分,但不太相信,“过了好几年,我听人家说,这次事故共处理了16个人,都在报纸上登了,确实有河南省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的名字,并且都得到了周总理批准。”

  傅宝现所说的“登报处理”,指的是1950年6月底人民日报转发的新华社一篇通稿。此文措辞严厉,称省级领导机关未能及时检查与解决问题,煤矿管理人员守旧无知,工程人员技术水平不高。这些同志只看见“成绩”,看不见缺点和错误,甚至以不懂为借口,来对待工作。

  档案记载,“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、副主席牛佩琮,对工矿业务未能抓紧领导,任用干部不当,虽对宜洛煤矿存在的问题有所知,但未能深入追究,及时解决……鉴于处理善后甚力,自我检讨亦极深刻沉痛,曾自请处分。吴、牛二人均予以警告处分”。

  其时,事故中遇难的174名工友已全部找到,受伤工人亦被当地医院收治,但因井下状况复杂,为安全起见,工人们并未复工。“当时,矿井巷道全靠自然通风,连最起码的罗盘测风表都没有,矿坑里倒是有7个安全灯,但从没用过。”傅宝现回忆,事发3个月后,中南军政委员会特派军代表进驻宜洛煤矿,办理接管事宜。“我记得他们带来了4部车,200多名技术骨干、管理人员和机电工人,都是从湖南大型国营煤矿挑选过来的精兵强将。”他说,宜洛煤矿被接管后,井下开辟了安全避难所,增设矿灯700多盏,还有7盏检查沼气含量的安全灯和一部测风仪。

  李沟矿井发生爆炸后,不少工人因担心、恐惧不辞而别,听说煤矿得到治理,正朝好的方向发展,一些人又主动回来了。“当时不存在招工,只要愿意干活,矿上接纳任何人。”傅宝现说,1950年10月,宜洛煤矿开始兴建沈村矿井,他也因此获得更多工作机会。

  在李沟矿井挖煤时,傅宝现和工友们每次下井都心惊胆战,“没帽子戴,只好头上缠块布,提着马灯走进黑乎乎的巷道。每背出一袋煤走出井口,都感觉像是捡了条命。”傅宝现感叹,在新国营煤矿上班第一天,他就领到一身工作服和一顶安全帽。“帽子是美式的,结实又好看,头上还有矿灯,心里特别高兴和踏实,感觉地位一下子提高了。”

  1951年6月1日,傅宝现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,逐渐从挖煤工成长为技术工,然后被组织公派学习文化、提干、入党,直至在矿领导职位上退休。

  从义络煤业公司出发,向西南方向驱车10多分钟,就到了当年李沟矿井的所在地。站在水泥路边放眼望去,四周山坡环绕,散落远山深处的村舍隐约闪现,全然不见矿井痕迹。

  “出事的矿井就在那个位置。”傅宝现指着附近一片空地,说李沟矿井多年前已经废弃,眼下这块地基本荒芜了。空地旁边,住着一户人家,傅宝现说那里是当年矿上放置煤堆的地方。记者前去采访,这户人家称“从没听说发生过矿难的事”。

  上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末,宜洛煤矿的发展起伏不定,时好时坏,该矿于2002年宣布破产,改制为义络煤业公司。“1907年,我们的前身宜洛煤矿已初具开采规模,可以说是个百年老矿。”该公司宣传部长关宏侠介绍,“宜洛矿难”事件的教训极为沉痛,从80年代开始,他们每年斥资百万元加强安全防护。“令人欣慰的是,自‘宜洛矿难’事故至今60多年间,我们的矿井从未发生一起瓦斯事故。”他说。

  宜洛煤矿的重生,得益于中南军政委员会选派的一批管理者和技术精英。1963年3月30日,全国煤矿基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,在受到、周恩来接见的一批优秀分子中,就有宜洛煤矿土建工程师熊起谓。“熊起谓来自湖南,很能干,他当年随中南军政委员会特派的接管队伍来到宜阳,从此在矿上扎下了根。”义络煤业公司有关人士称,熊起谓不仅对煤矿安全工程深有研究,对水利亦有精辟见解,曾发表过南水北调的论述文章。

  置身李沟矿井遗址,傅宝现向记者透露,1950年4月底,宜洛煤矿全体矿工曾为174名死难工友立碑纪念。遗憾的是,如今石碑已被损毁,不知所终。“碑没了,碑文还在,真希望有关部门能重修纪念碑,告慰他们在天之灵,也好让后辈们有个凭吊的去处。”傅宝现言语中透着伤感。(记者 孟冉 通讯员 杨宝章 记者 李文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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